[81]《张友渔文选》（下卷），第244页。
在现代法治国家，征税权源自宪法已是一种国际趋势，税收有效性不是来自于国家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税收的合宪性。之所以如此，是由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
[30]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从宪法学的视角看，公共财政在本性上就是一种民主财政。税收实体法定主义是实体正义在税收中的体现，它主要是通过保护纳税人财产利益不受侵犯来保障公民的实体性人权。为了从源头上防止国家征税权的恣意性，征税权力的设定和行使都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税收法定主义对于满足和实现宪法这两个方面的功能提供了契机。
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3] 朱大旗：《财政法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应有理念》，载《财政经济评论》（2006年卷·下），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2012年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所需之法律权力的辩论就是一个主要例证。
这并不意味着以此为基础的司法审查永远不应获得支持。第一层测试——对权利的某种干涉是否由法律做出规定——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52]政府决策是合理的要远优于不合理的，而政府权力理性地行使也要远优于不理性地行使。即使在立法必须就影响基本权利之法案议题做出艰难抉择时，也仍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如果一个法院不能通过干预取消反自由的政府行为，它会被批评为不保护公民自由，而如果该法院确实进行了干预，它又会被批评为侵入了政治领地。[53]执行权由政府行使显然是对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政府决策都是政治的，许多政府决策是由公务员、官员、警员或者其他非政治的公共权力持有者做出的。除非有下议院的支持，否则政府不能掌权，任何丧失下议院信任的政府都必须辞职。一个合理且合比例的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善好，但以牺牲其他宪法善好为代价而过度投入该单一价值的司法审查将会导致一种失衡的宪政秩序。然而，在R v.Shayler一案中，上议院认为该法案中最具强制性的某些条款与《欧洲人权公约》相兼容。
如果政府的决策或行为得到了一项明确的民主委托的支持，以及有证据表明存在有效的议会监督，则法院就应当在作出裁决前停止干涉，以确保起不会损害这些宪法善好。[2] See Adam Tomkins, Public Law 1-24(2003）; Adam Tomkins, 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1-25(2005). [3] See Tom R. Hickman, In Defense of the Legal Constitution, 55 U. Toronto L.J. 981（2005）; Graham Gee Gregoire C.N. Webber, What Is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30 Oxford J. Legal Stud. 273 (2010）. [4] 混合宪法是一个古老的术语，我无意于使用其18世纪的惯用含义。 两个议院的专任委员会做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工作，使议会内外的相关辩论获得了更好的信息基础，更加丰富深入。这两大理由并非总是相互兼容的。
[54]最后，我们应当将这样一个事实视作一个宪法善好：政府是由民主力量选择的。首先是，假如我们要理解当代英国宪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政治维度和法律维度。
[64]当需要一种高于议会的权威来做出改变时，那种更高的权威的只能是选民。[摘要]本文主张，我们应当从关于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之间已显过时的对比中继续前进。
议会便有机会就相关权力的限度展开辩论，也就有机会限制或扩展相关权力，无论议会认为何种程序性或实体性保障是适当的。[3]根据这一修正性观点，英国宪法既不完全是政治的，也不完全是法律的。假使下议员们不是固执反对上议员之若干修正案的话，2012年《福利改革法》[13]和2012年《犯罪行为人法律援助、宣判与惩罚法》[14]尚可有所改进。是的，是由政府来统治，不过，与之对等的是，还存在这样一种宪法善好，即日常运作的政府应当对其权力行使完全负责（或者至少要承担后果责任）。政治宪政主义者有两个主要理由来反对转向法律宪政主义。三、必要性、平衡与比例性 我坚持自己上述陈列的五个观点。
就像任何一位行政法学者理解的那样，这是一条需要画出的精密界线。假如选民的集体行动选出的议会多数支持而不是反对日常运作的政府，这些纲领就会得到选民的认可。
假如某个事项被认为不适合由议会做出决定，那么替代性的决策论坛就是全民公决（referendum）。例如，2010—2012开会期见证了上议员之间在卫生服务、苏格兰问题、宪法改革、福利改革、法律援助供给以及其他许多政府政策议题上展开的持久、内行和高效的辩论。
政治宪政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决策应当由政治主体掌控。据此，我们立即可以看到第三个宪法善好，即问责性（accountability)。
例如，格里菲斯激动地指出，1989年《官方秘密法案》是对言论自由不负责任的攻击。基于合理性或比例性的挑战是针对裁量权的挑战，而不是针对法定权力的挑战。（当然，任何在其宪法主张中忽略案例法的英国宪法评论家也必定失败。不过假如司法审查中的被告是一名警察局长、卫生部门的一名成员、一名独立管制者或者一个无分支的公共团体，则强势司法审查损害其他宪法善好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31] 这不是一种自满宣言。这些权利应当得到法院的刚性实施[36]。
Alconbury案[59]和Animal Defenders International案[60]中上议院的裁决以及AXA General Insurance案[61]中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很好的例证。不过,这里存在着远比合格渊源之争更为紧要的问题。
不过如果政府的决策或行为缺乏一项明确的民主委托且不存在有效议会监督的现实预期，则法院就可以据此作出裁决，同时并不损害其他宪法善好。它不是在超验宪政主义或全球宪政理论领域内的尝试。
《人权法案》的其他间接的制度性后果——比如人权联合委员会的设立——致力于强化政治宪法，假如该法案未经替代即遭废除，则该委员会也将处于危险境地。相反，法院甚至在之前完全缺位的语境中也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搜索与密切监控的态势。人权联合委员会在其《正义与安全绿皮书》中对政府提案的若干越权之处所作的揭露[19]。我的论点中没有丝毫成分表明议会是完美的，无需任何改革或完善。
[1] 这是一篇关于联合王国宪法与公法的论文。晚近以来，数位评论家业已主张，这一区分是一种错误选择，我们能够，而且在联合王国也确实是，二者兼备。
清单是规定在《公约》中的，法院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检验比对特定干涉和相关清单。回顾法律宪政主义的某些更为极端的表达，这种担心就更有基础了。
一个政党可能在竞选造势中提出以极其彻底的方式行使此种权力，以便表明它所观察到的是一种透支的公共债务或者公共超支的过分程度。不过，对于第六个观点，即《欧洲人权公约》语境中合格权利之比例性审查，还有待完善。
